《回歸民主——和吳邦國委員長商榷十三個大問題》

• 經濟市場化  政治民主化  文化自由化 社會平等化

• 回顧我的歷史，青年時代投身于民主主義革命，雖然也盲目地宣誓要為共產主義奮鬥，但最吸引我的，卻是為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而貢獻自己的一切。經過幾十年的實踐和磨難，學習與思考，我才逐漸發現，我們國家和社會所經歷的道路，同當年的理想相距甚遠。

• 八個「確立」和五個「不搞」，是吳邦國委員長在2011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所作的常委會工作報告裏提出來的。本書就是針對這八個「確立」和五個「不搞」，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行的分析和批判。

• 我們把毛澤東通過「社會主義改造」所確立的制度稱為社會主義制度，但實際上與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在這個制度裏，由於政治權力不受任何制約與監督，先有毛澤東、鄧小平的獨裁專斷，後有兩極分化、貪腐遍地、盜賊橫行、官民對立、人性泯沒、道德淪喪……，這一切社會現象，都同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相反卻充分體現出現行制度的專制性。所謂社會主義制度，不過是一塊以黨代政、一黨專政的遮羞布。

• 我們國家目前的社會制度是一個過渡性的制度，經濟上的半民主主義和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共處於社會。只有在各個領域都由民主主義取代專制主義，實現了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平等化之後，才有條件宣告民主主義革命已經完成，才有可能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任務。

• 「八確立」「五不搞」體現了我國當政者的指導思想的意識形態取向，它是造成當前社會兩極分化、道德淪喪的理論根源。

• 一黨專政是當前各種社會弊病的總根源，也是黨的領導出現危機的基本原因。

• 把「三個代表」標榜為一個思想體系，而且還是重要思想，這本身就是一個低級笑料，把它寫進黨章、憲法，更成為國際性的笑柄。

• 我們主張的民主和法治同人民民主專政是互不相容的；同人民民主專政相容的民主和法治是假民主、假法治。只有廢除人民民主專政，廢除一黨專政，才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和法治。

• 特別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要徹底改變「橡皮圖章」的形象，就必須積極行使憲法所賦予的權力，成為名副其實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 只有在指導方針上以民有經濟為主體取代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才能實現完善市場經濟的目標，才能順利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使我國的經濟建設得以更加健康、更加順利、更加迅速地發展。

• 作為現代國家政黨政治的具體形式，多黨制也好，兩黨制也好，都是政治民主發展的必然趨勢，不是任何哲人進行制度設計的結果，也不是任何蠢人阻擋得了的。近現代世界各國的歷史表明，兩個或兩個以上政黨相互監督、相互制約，是防止政治腐敗的良藥。一党制則必然導致權力失控，腐敗叢生。這種制度性的缺陷，不是任何道德說教或政治教育所能糾正的。

• 「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的宣示，也在這個意義上得到恰當的解讀，那就是：除了保衛專政體制、鞏固專制制度的的思想理論體系之外，不接受任何其他思想的指導。

• 「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有什麼奧秘呢？我在前面談到一些有權者反對三權分立是為了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這是從權貴集團階級利益的層面來說的；從一黨專政的現行體制的層面來看，「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就是拒絕對政治權力進行必要的制約和監督，維護以黨代政、黨權高於一切的專制體制。

• 「不搞私有化」，反映了權貴壟斷集團的利益和要求，也同毛左派所鼓吹的主張不謀而合，與完善市場經濟的要求則背道而馳。

• 「八確立」、「五不搞」的要害是反對政治體制改革。

杜光，浙江溫嶺人，生於1928年5月4日；1941年入伯特利中學；1946年入北京大學。1948年因受國民黨政府特刑庭傳訊通緝，離校前往華北解放區。1958年在中央黨校被劃為右派。1979年改正後回中央黨校，任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科研辦公室主任兼圖書館館長。1988年參與籌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任幹事長，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雙月刊主編。1989年「六四」事件中，杜光支持學生們的民主要求；1990年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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